為何三位總統都搞不好經濟?政治之鬥與亂

版主: 台灣之聲

為何三位總統都搞不好經濟?政治之鬥與亂

文章司法革命會 » 週日 3月 02, 2014 7:59 am

為何三位總統都搞不好經濟?

【聯合報╱高希均/遠見‧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】
2014.03.02 04:09 am

十八世紀中葉的英國,當亞當史密斯討論市場、貿易、關稅、財產權時就指出,經濟與政治是分不開的。創設於一八九五年的「倫敦政經學院」,即是開風氣之先。

經濟與政治之緊密關係,對我們提供了重要線索:台灣經濟之悶與衰,即來自政治之鬥與亂。

蔣經國主政十九年威權時代的平均成長率為九%。一九八八年一月他去世後,如果以歷任總統就任時的「日曆年份」計算,李登輝執政頭八年(一九八八—一九九五)的成長率為七‧四%;第二任全民直選後為五‧一%;接著陳水扁第一任三‧三%;第二任回升到五‧六%;馬英九的第一任又變成三‧四%。後經國先生時代的二十五年(一九八八—二○一三)平均成長率為五‧四%。

我們不禁要說:民主政治轉型的代價,就是經濟成長的滑落,接近三點六個百分點;但更要說:經濟之「失」換來民主之「得」,是有它的迷人之處。民主政治創造了一個自由、創業、進取的大環境,這正是「小確幸」出現的前提;這也就是為什麼來台訪客,都羨慕我們自由開放的政治氛圍與自在從容的生活方式。

三位總統沒搞好經濟,根本的原因不在缺少好的財經首長及建議;而是這些政策及方案,在政治干預、妥協、否決下,府院幾乎束手無策,推動乏力,造成了政策停擺與經濟空轉。

陳長文律師說得透徹:「台灣的問題在經濟,而經濟的問題在政治。」,真正的關鍵就出在三位總統的政治信念及從政風格上。

李登輝高估了政治操縱上翻雲覆雨的左右逢源,又受日本影響深;陳水扁低估了政治算計及貪腐帶來的風險,又少人文與國際知識;馬英九錯估了清廉與不沾鍋是政治人物最高的標準,雖有豐富的知識,但相信「全民總統」要全天候工作。他們都堅持自己的做法,都變成了自己政治運作的囚犯。一位自認萬能,卻做了不少萬萬不能做的事;一位聰敏過人,卻已入牢房;一位終年辛勞,卻鮮得回報。

馬英九政治上的不沾鍋、難以發揮領導力與執行力。不善用政治領袖所擁有的「恩」與「威」,「紅蘿蔔」與「棍子」,使他用人圈子小,盟友少;但敵人不少,旁觀者更多。清廉與捐獻是高貴的自我實踐,但選民更要求的是推動政策,解決問題。

二十餘年來的台灣民主史,實際上就是一部民主淪為民粹、內耗持續不斷、統獨爭議的突出紀錄。這種鋪天蓋地的政治內鬥,再由反對黨、媒體、利益團體擴大與扭曲,造成了「產、官、學、民」全面陷入「恐懼」、「悲觀」、「冷漠」、「不確定」之中—公部門決策不敢大翻轉,大企業不敢大投資、老百姓不敢有安身立命的大規劃。十多年來出現產業結構調整太慢、企業創新研發不夠、出口市場太集中、法令過時等等困境,大部分源自當年「戒急用忍」、「一邊一國」、「鎖國思維」的後遺症,部分來自近年國際經濟衰退及國會亂象等當前政治困境。

操弄黑金政治與民粹的李登輝與陳水扁,傷了自己,更傷了人民;誤了兩岸關係,更誤了國家長期發展。當李登輝與陳水扁無法有清明政治,他們也就無法理清經濟。

這篇短文的初步觀察是:經濟「搞不好」是因為政治「搞不定」;政治「搞不定」是因為政治信念及從政風格「搞不對」。

以馬總統的清廉性格,我們希望「三好」同時出現:除了做人好,還是要先理好政治,才能夠搞好經濟。

【2014/03/02 聯合報】@ http://udn.com/
司法革命會
 
文章: 4525
註冊時間: 週五 5月 30, 2008 6:14 pm

回到 台灣之聲私(輸)法院

誰在線上

正在瀏覽這個版面的使用者:沒有註冊會員 和 19 位訪客

cr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