黃越宏社長應該改去告發立法院偽造公報文書吧？

[司法革命會]

原住民打獵判入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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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-12-16
〔記者錢利忠、陳賢義／綜合報導〕台東海端鄉布農族獵人王光祿（Talum），102年間因高齡94歲的母親想吃山上動物，便帶撿來的獵槍上山，獵捕保育類的台灣長鬃山羊及山羌各一隻，被依槍砲條例、野生動物保育法，判刑3年半確定，原定昨天發監，但檢 檢察總長提非常上訴察總長顏大和認為，此判決可能造成對原住民族特有文化的歧視，昨已提起非常上訴；台東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徐弘儒表示，全案可能暫緩執行發監，將視最高法院的審議結果而定。
王光祿（右）打獵侍母遭判刑3年半，檢察總長顏大和昨提起非常上訴，王光祿獲悉後表示感謝。（中央社）
王光祿（右）打獵侍母遭判刑3年半，檢察總長顏大和昨提起非常上訴，王光祿獲悉後表示感謝。（中央社）
昨未報到 可能暫緩發監
王光祿事件經各方聲援愈演愈烈，聚眾陳抗、施放狼煙，並循法律程序提起非常上訴，東檢昨日上午9時傳喚到案，王堅稱無罪拒入監，強調「我是Bunun，我是人，我是獵人，我無罪，我會堅定的在家陪Cina（母親）到最後一刻，如果中華民國政府要把我帶走，請族人保護我的媽媽，不要讓她看到這一幕。」未依時報到，昨日下午得知最高檢受理提起非常上訴，王光祿表示感謝，靜待結果。原不知情的王母得知始末，難掩心傷地說，若兒入監，她不會離開故鄉，也不會隨女兒搬到北部，會在老家等待兒子歸來。
最高檢察署認為，法院此判決自行限縮解釋，認為原住民自製獵槍之性能，需「依照原住民文化之生活需要所製造」，或「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」等要件，才能主張免責，此舉如同以不確定法律概念，虛增法律條文所無之免責要件，已逾越法律授權範圍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。
最高檢：法院限縮解釋
最高檢認為，若依該判決解釋，隱含原住民族日後皆不能再自製比祖先所製造更精良的獵槍打獵，永遠只能使用落伍的土造獵槍，可能造成對原住民族發展及其特有文化的歧視。
至於獵捕野生動物，最高檢指出，原審依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對王判刑，此部分適用法則不當，依94年2月5日公布的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規定，原住民在原住民族地區，若非基於營利行為，得在傳統文化、祭儀或自用的範圍內獵捕野生動物。
最高法院判決則認為，王光祿使用的土造長槍，經鑑定是可擊發口徑12-GAUGE制式霰彈使用，具殺傷力，適用槍砲條例，依法可處3年以上、10年以下徒刑，併科700萬元以下罰金。
判決也提及，王光祿承認獵捕保育類動物，是供自己及家人食用，並非在他所屬部落舉辦文化祭儀之際，所獵捕保育類動物的犯行，並不在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可「除罪化」的規定（若屬保護原住民族傳統文化，或祭儀所為之獵捕野生動物行為，可除罪）。
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，可處6月以上、5年以下徒刑，得併科20萬元以上、100萬元以下罰金自由共和國》林鈺雄／司法若不法 食安豈能安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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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-12-14 06:00
林鈺雄／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、刑事法研究會執行長
頂新無罪判決，引發「司法權僭越立法權」、「法官違法造法」的論戰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不先釐清「罪」是什麼，就無從談「罪」刑法定、無「罪」推定和「依法」獨立審判。食安法的攙偽假冒罪，歷經多次修法，一○○年原第卅四條規定：有攙偽或假冒行為，「致危害人體健康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…」。一○二年整部食安法重編，食安刑罰條次改列為第四十九條，其第一項規定：「有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七款（即攙偽假冒）、第十款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…」，亦即，將最重本刑從七年「大幅減輕」為三年（比普通竊盜還低，算是「謙抑」吧！惟後來的修法又提高），但同時「明白刪除」危害健康要件。反之，其餘食品犯罪仍維持七年徒刑及危害健康要件，改訂於第二項；致死或重傷者，另依第三項加重其刑。相較於舊法，立法者更進一步類型化，也據此區分了輕重效果。
立法理由 白紙黑字
為何立法者要明文刪除危害健康要件呢？當年立法院審查會共合併了七個提案，多數通過修正動議的理由如下：攙偽假冒「係惡性重大之行為，為免難以識明『致危害人體健康』，而難以刑責相繩，參酌日本食品衛生法之規定，不待有危害人體健康，逕對行為人課以刑事責任，以收嚇阻之效…」。以上立法史料完整載明於立法院公報（102/38），白紙黑字，一翻兩瞪眼。
然而，頂新判決，撇開標示不實、詐欺罪的疑點不談，專就攙偽假冒罪言，最主要的無罪理由，卻是法官自行加上已被立法刪除的舊法要件，進而認為檢察官無法證明頂新油品已危害健康。說得白話些，頂新案法官堅持要適用已失效的舊法，也因此招來「你修你的法、我判我的案」（吳典蓉語）的藐視立法訾議。但團團疑惑，不僅止於此。只略提三點：
首先，彰院遲至宣判（11/27）後的第五天（12/2）始公告判決書，這不該是重大矚目案件的ＳＯＰ，因此備受批評，外界也無從辨別有無宣判後才「突襲」的判決理由。五日期間質疑排山倒海，彰院雖連發三次新聞稿（11/27、11/29、11/30），除審判獨立、無罪推定、舉證責任等宣言外，特別強調「食安法既未規範食用油原料之來源，對於刑事法律無明文處罰之行為（？），自無從據以論罪科刑」，但新聞稿對後來出爐判決書「攙偽假冒罪應依目的性限縮，加入危害健康要件」的關鍵無罪理由，反而隻字未提。新聞稿總不可能打假球，但會不會是「暴投」呢？
其次，法官雖「拒絕服膺立法者意志」（劉文仕語），但厚厚一本判決書中，卻隻字未提上開一○二年關鍵的立法理由及史料，顯有判決理由不備的瑕疵。其唯一引用的立法院公報，是六十四年第一版食安（衛）法的會議紀錄（64/4），郢書燕說，竟然跳過一○二年修正理由就導出：無論依「立法解釋」或「立法目的」，客觀上有危害人體生命、身體、健康之虞者，始得論以攙偽假冒罪。這是一時大意，誤把「頂新辯護狀」當成法院判決書？還是指鹿為馬呢？立法意旨果真是「馬」，那麼，黃越宏社長應該改去告發立法院偽造公報文書吧？
目的限縮 無中生有
最後是法官透過所謂「目的性限縮」，把被刪除的舊法要件當成新法適用，以正當化無罪結果。但查閱法學方法文獻（Larenz、Canaris、Neuner、Zippelius...），卻找不到「法官可以違反立法者意旨來目的性限縮」的任何論據，遑論還是被明白刪除的舊法要件。相反地，法學方法論者皆再三強調：目的性限縮（teleologische Reduktion）僅是用來填補「法律漏洞」（法律違反規範計畫的不完整性）的方法，在立法者明示反對的情況，既不存在有「漏洞」，亦無以目的解釋填補的餘地。本來，目的性限縮就應先探究「立法目的」，而非濫用來正當化「法官目的」。此外，縱使存在「法政策錯誤」（有嗎？），在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之憲政秩序下，亦僅能經由立法者多數決制定新法來修正，法官並無「違背法律」（contra legem）的造法餘地，否則，司法權即僭越了立法權。法官依法僅能於量刑減輕，至若法律有違憲之虞者，則應循釋憲的正途解決。
簡單說，法官連系爭立法理由也不提，就逕行推翻了立法明文意旨。頂新判決的啟示錄，莫非是：台灣司法權已陷入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危機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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