數十萬民眾已吶喊出「公民不服從」、「抵抗權

[司法革命會]

檢察官手握是非抉擇鎖鑰（陳鋕銘）
2014年04月19日 蘋果日報
行政院驅離事件告訴人跳過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證據，明白表示對承辦本案的台北地檢署的不信任態度。若再對照該事件北檢逕依警方移送聲押「首謀」被法院直接無保駁回；兼被告身分的警方，以調查執法過當事由向醫院調取急診病歷。不禁讓人擔憂，檢察官是否已隱沒在行政權身後，喪失司法官的中立地位？

當檢察官協會發表聲明逕行認定學生行為屬「違法」的結論；法務部長直接評斷佔領立法院的學運不構成公民不服從要件的結論。而本應掌握偵查案件發言權的北檢，卻保持高度沉默，未及時澄清人民對檢方執法偏倚的疑慮。去年底政爭後，起訴前總長黃世銘的理由更是援引權力分立、人權保障慷慨陳詞，為何在此重大憲政爭議事件，卻處處落於被動呢？人民質疑檢察官靠邊站，並非無由。何以至此？或許可從檢察官不自覺的身分界定獲得答案。檢察官協會對檢察官的定位是法治國守護人，中正一分局事件後，有人則援引檢察官公益代表人身分，認為社會秩序維護才是檢察官主要職能。

應從憲政高度審酌
可是將法治國等同於實定法秩序，將社會秩序等同於公共利益，將使檢察官局限於形式實定法的法律思維，無法站到以《憲法》為基準適用法律的高度。尤其只強調社會秩序與實定法形式，在階級對立的社會局勢中，就更易被歸類為靠向現行秩序的得利階級，而非「公益」代表。
當數十萬民眾已吶喊出「公民不服從」、「抵抗權」，可以預期的是在台灣社會新的價值秩序穩定前，群眾事件勢必是常態。從事運動訴求的人民，和前線執法的官、警，都在尋求司法官提供解答。檢察官若能警敏於公益代表身分，以其處於衝突事件後立即參與第一線事實調查、證據蒐集的地位，將有相當好的機會發揮定紛止爭、顯揚憲政價值、保障人民權利、逐步恢復長期法秩序的功能。

所以檢察官已無法迴避從憲政高度審酌學運事件。佔領國會究竟是威脅民主合議制的重大違憲行為，還是「人民出場」討回直接民權的國民主權實踐？能否援引美國的公民不服從、德國的抵抗權，或其他憲政正當性主張？這些憲政正當性滲透到刑事個案的處理中，從偵查手段輕重、移送追訴取捨，從量刑審酌、可責性、違法性，甚至到構成要件，有那些彈性適用工具？法定阻卻違法事由？類推緊急避難？實質違法性？社會相當性？超法規阻卻違法？可罰的違法性？《刑法》57條與59條量刑基準，乃至政治性的大赦、特赦可能性。都是檢察官所謂「心存《憲法》」必須細思和實踐的。
當總統、行政院長和法務部長都在具憲政爭議的群眾事件中，未有緩解衝突的作為時。檢察官可別跟著行政權錯失挺直中立性、獨立性，掙回司法屬性的良機。在徬徨不知如何舉措之時，檢察官公益代表的身分定位，可為是非抉擇的鎖鑰。

高雄地檢署檢察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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