觀念平台－監察院搞錯重點了
2012-05-23 00:40 中國時報 【葉家興】
本月初，監察院通過對法務部的糾正案，謂檢察官動輒於起訴時具體求刑，而具體求刑卻查無法律依據，容易形成社會之偏見、媒體之壓力，影響法官審理的公正性云云。
但讓數字說話，前年全國地檢署總計終結四十多萬宗，其中提起公訴者不過八萬餘宗，具體求刑者更僅有六千多件。換言之，檢察官案件偵查終結後，提起公訴並具體求刑者僅占全部案件的一.六％、也僅占起訴案件的七.二％。具體求刑之比例，顯然不若監委所用之「動輒」二字。
其實，民眾對司法制度觀感之關鍵，不在檢察體系「濫用」具體求刑，而在法院判決量刑之分歧。所謂「法院判決像月亮，初一十五不一樣」恰恰說明這點。法院量刑之紊亂，在刑法廢除連續犯，改採一罪一罰、合併定應執行刑時尤其嚴重。
以最令家長們感到憂心的性侵害案件為例，北市一名男子性侵女兒九年，判四七三九年十月，應執行十六年；中市某安親班負責人性侵及猥褻十二名女童四年，判四六一三年十月，應執行卅年；桃園一男子性侵養女四年，判一六三二年，應執行廿年。以上幾例，非但看不出應執行有期徒刑合併計算有何標準，更有輕重失衡之慮。
由於欠缺量刑的參考標準，情節類似的犯罪行為，不同法官可能作出天壤之別的判決。被告嫌判太重，上訴！告訴人嫌判太輕，也要上訴！許多案件在二審、三審上下來回，耗費龐大的司法資源，只在爭執被告刑度當否。難怪法官積案繁多、民眾對司法權威感難以提昇。
在法律經濟學的分析中，刑罰的遏阻效果，必須站在罰則透明與一致的基礎；更何況，「同罪同罰」乃是司法公平正義的基本原則。為解決「量刑歧異」問題，先進各國無不投入大量資源，以建立一套量刑準據，如美國聯邦數值式的量刑表、英國量刑諮詢委員會制頒的量刑基礎，以及澳洲司法資訊系統明訂「最低量刑標準」等，都在致力促進法官量刑時之一致與透明。
反觀台灣，儘管司法院早在七年前召開訂定量刑基準公聽會，前院長翁岳生亦曾指示「積極從事量刑資料之蒐集、分析等工作，分階段推動量刑參考表之制定」，但目前除智慧財產案件外，其他案件仍缺乏一套量刑的參考標準。
建立量刑準據的難度頗高，顯非短期內一蹴可幾之目標。除了參考上述國家的經驗外，荷蘭模式亦值得參考。荷蘭檢察總署頒訂明確的「檢方求刑準則」，檢察官於法庭論告時，依該準則做出一致性的求刑。
明確的量刑標準，使社會對罰則有合理預期，因而得以破除刑罰模糊空間所可能產生的經濟租，並可降低訴訟程序成本，促使刑罰成本的內部化。在荷蘭司法實務上，有高達八成的判決是根據檢察官的求刑而量刑。可見在清晰的遊戲規則下，法律的公平和效率均得以提高。
檢察體系代表國家行使保護公眾、對受害人和證人給予援助，並伸張正義的職責。若檢察官在起訴或論告時，未具體審酌被告前科、犯罪手段與情節、所生損害等各種情形，再依據實務量刑之統計分析後具體求刑，卻僅隨意敷衍「請從重量刑」、「請依法判決」，不反而成了監察院王院長口中「領九萬做二萬的公務員詐欺犯」？（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財務系副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