與國際人權接個鬼

[白眉鷹王]

與國際人權接個鬼
2012-05-23 00:40 中國時報 【張升星】
　司法院開記者會，宣傳全球獨創的「速審法」施行績效良好，具體證據則是有一○七名被告因「速審法」而減刑。搞了半天，原來「速審法」就是要讓被告減刑，這樣就叫「司法改革」？

　「速審法」違背法理的條文，不可勝數，但最扯的就是：只要案件拖延八年未結，就能符合減刑要件，法官可以審酌替被告減刑。這種荒謬絕倫的規定，連北韓的法律都找不到，只有台灣的司法院自吹自擂，丟人現眼！

　道理很簡單，由於司法資源有限，世界各國的刑事法制，都會根據司法審判的繁雜程度而區別其法律效果。例如起訴之後被告坦承犯行、轉任汙點證人或者選擇認罪協商等，因為具有節省司法資源的正面效益，所以被告可能獲得輕判，以啟自新；但是如果被告否認犯行，窮盡訴訟攻防的法律抗辯，一旦審判結果認定罪證確鑿，法院必然量處重刑，以懲刁頑。唯有如此，才能鼓勵悛悔坦承，遏止投機卸責。

　但是司法院的「速審法」卻反其道而行，對於恣意抗辯但是判決有罪的被告，只要拖延八年未結，不但不會重判，還能享受減刑優惠。這種鼓勵訴訟拖延的法律，卻敢掛羊頭賣狗肉的叫做「速審法」，能奈他何？就以司法院沾沾自喜的一○七名減刑被告來說，既然最後被判有罪確定，法律評價上當然應該對其浪費司法資源的行為予以重懲，不是嗎？但是司法院卻認為被告的「速審權」遭受侵害，應該減刑。既然如此，那麼敢問是「誰」侵害被告的「速審權」呢？不就是員額膨脹，專門撤銷發回的最高法院法官嗎？如果訴訟拖延不可歸責於被告，那麼造成訴訟拖延的司法元凶，不該問責非難嗎？

　先放任最高法院反覆發回，侵害被告的「速審權」，最後再由他們替被告減刑，這種狗屁不通的法理，司法院卻說「速審法」符合《兩公約》並且和國際人權接軌。請問《兩公約》哪一條有這種規定？美國、日本、德國，哪個法治先進國家有這種「案件拖八年，被告可減刑，沒人要負責」的法律？與國際人權接軌？接個鬼啦！

　最高法院習以為常的撤銷發回，利用「人為因素」創造「減刑事由」，把法院「程序」的遲延，當成被告「實體」減刑的藉口，令人髮指。尤其徵諸司法實務，能夠拖延八年未結的案件，涉案被告多係政商巨室、社會名流或是司法同僚。近日確定的味丹少東販毒案，最高法院「同一庭」竟然可以連續撤銷七次，長達七年也不讓案件確定；然後又在輿論壓力下，短短十四天就倉皇確定。色厲內荏，看破手腳。

　最新的案例則是喧騰一時的「台開案」，最高法院為了犯罪所得是否超過一億元，屢屢指點江山，認為高院計算方法錯誤而三度撤銷發回。但是最高法院自己也說不出來到底要怎麼計算才對？只會撤銷發回。把「法學」問題搞成「數學」問題，然後像二楞子一樣雙手一攤，眼看案件即將拖滿八年，被告就能符合減刑條件，這叫「妥速審判」，你信不信？除了和稀泥的減刑規定之外，「速審法」把蘇建和案踢給下級審、把徐自強案踢給社會。就像國庫補貼油電價格的不公不義一樣，「速審法」就是慷社會公義之慨，補貼組織肥大、末梢麻痺的最高法院。

　近日民調低迷的馬總統被抨擊「執政無能」，而最高法院製造的司法纏訟則是「執法無能」的最高展現。不過司法院覺得還不夠亂，所以繼續增員最高法院，然後端出「速審法」遮羞一番。

　在這種是非顛倒的司法環境下執法，能夠不隨波逐流，「自我感覺良好」，其實也是一種驕傲！

　（作者為台中地方法院法官）

[白眉鷹王]

觀念平台－監察院搞錯重點了
2012-05-23 00:40 中國時報 【葉家興】
　本月初，監察院通過對法務部的糾正案，謂檢察官動輒於起訴時具體求刑，而具體求刑卻查無法律依據，容易形成社會之偏見、媒體之壓力，影響法官審理的公正性云云。

　但讓數字說話，前年全國地檢署總計終結四十多萬宗，其中提起公訴者不過八萬餘宗，具體求刑者更僅有六千多件。換言之，檢察官案件偵查終結後，提起公訴並具體求刑者僅占全部案件的一.六％、也僅占起訴案件的七.二％。具體求刑之比例，顯然不若監委所用之「動輒」二字。

　其實，民眾對司法制度觀感之關鍵，不在檢察體系「濫用」具體求刑，而在法院判決量刑之分歧。所謂「法院判決像月亮，初一十五不一樣」恰恰說明這點。法院量刑之紊亂，在刑法廢除連續犯，改採一罪一罰、合併定應執行刑時尤其嚴重。

　以最令家長們感到憂心的性侵害案件為例，北市一名男子性侵女兒九年，判四七三九年十月，應執行十六年；中市某安親班負責人性侵及猥褻十二名女童四年，判四六一三年十月，應執行卅年；桃園一男子性侵養女四年，判一六三二年，應執行廿年。以上幾例，非但看不出應執行有期徒刑合併計算有何標準，更有輕重失衡之慮。

　由於欠缺量刑的參考標準，情節類似的犯罪行為，不同法官可能作出天壤之別的判決。被告嫌判太重，上訴！告訴人嫌判太輕，也要上訴！許多案件在二審、三審上下來回，耗費龐大的司法資源，只在爭執被告刑度當否。難怪法官積案繁多、民眾對司法權威感難以提昇。

　在法律經濟學的分析中，刑罰的遏阻效果，必須站在罰則透明與一致的基礎；更何況，「同罪同罰」乃是司法公平正義的基本原則。為解決「量刑歧異」問題，先進各國無不投入大量資源，以建立一套量刑準據，如美國聯邦數值式的量刑表、英國量刑諮詢委員會制頒的量刑基礎，以及澳洲司法資訊系統明訂「最低量刑標準」等，都在致力促進法官量刑時之一致與透明。

　反觀台灣，儘管司法院早在七年前召開訂定量刑基準公聽會，前院長翁岳生亦曾指示「積極從事量刑資料之蒐集、分析等工作，分階段推動量刑參考表之制定」，但目前除智慧財產案件外，其他案件仍缺乏一套量刑的參考標準。

　建立量刑準據的難度頗高，顯非短期內一蹴可幾之目標。除了參考上述國家的經驗外，荷蘭模式亦值得參考。荷蘭檢察總署頒訂明確的「檢方求刑準則」，檢察官於法庭論告時，依該準則做出一致性的求刑。

　明確的量刑標準，使社會對罰則有合理預期，因而得以破除刑罰模糊空間所可能產生的經濟租，並可降低訴訟程序成本，促使刑罰成本的內部化。在荷蘭司法實務上，有高達八成的判決是根據檢察官的求刑而量刑。可見在清晰的遊戲規則下，法律的公平和效率均得以提高。

　檢察體系代表國家行使保護公眾、對受害人和證人給予援助，並伸張正義的職責。若檢察官在起訴或論告時，未具體審酌被告前科、犯罪手段與情節、所生損害等各種情形，再依據實務量刑之統計分析後具體求刑，卻僅隨意敷衍「請從重量刑」、「請依法判決」，不反而成了監察院王院長口中「領九萬做二萬的公務員詐欺犯」？（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財務系副教授）

[白眉鷹王]

速審法真的妥速嗎？

【聯合晚報╱社論】 2012.05.23 02:04 pm


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。為了改正司法審判曠日廢時的積習，立法院兩年前通過「刑事妥速審判法」，但現在卻引發「妥速審判法真的妥速嗎」的質疑。由該法簡稱「速審法」可知，外界對其精髓的了解，只在「速」，不在「妥」。

依速審法規定，刑事案件審理若超過八年，除了應判決無罪的案件外，被告可請求法院酌量減刑；其中，重罪羈押最長八年的規定，已於日前生效。這也是被控涉嫌擄人勒贖撕票的被告徐自強，在被押八年後獲釋的法律依據。但從社會感受而言，速審法「時間一到，馬上放人」的規定，既無助解決訴訟拖延的司法實務難題，反而把燙手山芋丟回社會共同承擔，故檢討聲浪四起。

速審法施行後，已有107名被告獲減刑，被司法院視為「績效」。但矛盾的是，這些被告獲得減刑，並非犯罪情狀顯可憫恕等刑法上理由，而是因訴訟遲未定讞，且絕大部分是上級法院一再發回更審所致。換句話說，問題源頭出自司法體系，司法行政機關「訴訟長期拖延」的習性未改，卻把速審法的「八年大限」當作「保障被告人權」來張揚，無怪乎有法官投書媒體，大罵所謂「與國際人權接軌」，根本是「接個鬼」！

速審法的立法理由，原是參考國際公約及外國立法，保障被告受迅速、公平審判的權利，也縮減檢察官一再上訴的權力。但許多社會矚目或重大案件，終審法院往往不願或不敢決斷，如今速審法的八年期限，形同讓法官有「合法」拖延訴訟的藉口，反正滿八年就可解套，放任案件在上下級法院之間來來回回，速審法反而「欲速則不達」。

為了不讓正義「遲到」，司法院想出「速審法」這種解決方式，但原本問題根源的司法怠惰情形並未徹底解決；對投機的被告或怠惰的法官，只是搭上「八年為限」的速審便車，也得不到「妥適」審判的結局。當初因曹興誠和艦案指責司法體系的輿論壓力，快速出爐了速審法，但「先求有再求好」，現在實應進一步修法，兼顧「妥、速」，才不致辜負立法原意。


【2012/05/23 聯合晚報】@ http://udn.com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