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論 不應作為誤導社會的工具

[司法革命會]

社論 不應作為誤導社會的工具

2012/05/08 13:32:23瀏覽1663｜回應0｜推薦17

我沒有寫過社論，也不知如何寫社論，但是從閱讀社論的經驗，知道寫社論的人最起碼有三戒：

第一戒：引用的數據本來是要批判某一對象，卻因自己的疏忽，變成是稱讚對方。

第二戒：引用的數據本來是要護航己方，卻因欲蓋彌彰，變成是在批判自己人。

第三戒：不求上進，只憑一招半式拗到底，暴露出自己的所學不足。

最典型的例子是5月7日某一媒體的社論「馬總統還記得十二項建設的名稱？」，因為寫社論者心有所偏，犯了以上三大戒。

今年第一季公司關門家數尚屬正常

該篇社論說，今年第一季，台灣總體經濟形勢大幅下滑，並舉「台灣全體公司倒閉家數更高達7,431家」佐證，殊不知7,431家尚屬正常。

企業因各種不同原因，可能關門停止營運，包括經濟不景氣、本身競爭力下滑等。在2000~2007年間，平均每一年公司關門家數高達3萬7,806家；但在馬政府執政的2008~2011年間，平均每一年公司關門家數為3萬4,118家，比前者少了10％。

再以今年第一季為例，公司關門（未必倒閉）家數7,431家，換算成一年約2萬9,724家，比過去4年的平均每年3萬4,118家還少，正好與社論所表達的「台灣總體經濟形勢大幅下滑」相反，顯示寫社論的人犯了第一戒。

產業大量外移是在2000~2007年

社論說：「深入探究這些年台灣經濟在原地踏步的癥結,主要在於產業歷經20年之外移，生產基地大量轉移到中國（大陸），而且海外生產已超過外銷訂單一半，嚴重衝擊薪資、就業機會與經濟成長三個部分。」

社論為何要說20年？因為要替2000~2007年護航！

過去20年台灣企業本就持續的將生產基地轉移到中國大陸，但是速度最快的期間應是在2000~2007年！就以社論所舉的台灣外銷訂單海外生產的比重為例，在1999年僅12.2％，但至2007年卻快速攀升到46.1％，平均每一年增加4.2％；至2011年該比重升到50.5％，平均每一年只增加1.1％，為2000~2007年的1/4。依據該社論的說法，應該被批判的是2000~2007年，應該被嘉許的反是最近的4年，證實寫社論的人亦犯了第二戒。

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不是萬靈丹

對於上述的海外生產嚴重衝擊薪資、就業機會與經濟成長三個部分，該社論又說：「在薪資方面，早在台灣企業以外移中國當成降低成本之法寶時，吾人即已斷言，依要素價格均等化之理論，台灣與中國之勞動薪資必趨於均等化」，好似作者只「知道」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。過去到現在，凡是談到台灣最近十年來薪資未能顯著成長，該社論作者就搬出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來套用，把台灣薪資未能大幅成長，完全「牽拖」於兩岸的經貿往來。對於彭博社（Bloomberg）曾有專文指出，對照新加坡、香港的發展，台灣的就業機會之所以流失、薪資之所以未能有顯著成長，主要原因是台灣未能像新加坡創造出新的成長產業如生物科技、觀光休閒產業等，該社論作者是充耳不聞，依仍緊抱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不肯放手。

如果一定要用理論來解說，採用1935年日本學者赤松要(Kaname Akamatsu)的雁行模式(Flying-geese Model)及1966年維諾(Raymond Vernon)所提出的產業生命週期理論(Product Life-Cycle Theory)更為妥適。

依據該等理論，產業的興衰以及同一產業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依序發展（如由日本移到亞洲四小龍，再移到東南亞國家），其實都是經濟學者熊彼德（Joseph A. Schumpeter）所謂的創造性破壞 (creative destruction) 的過程，新的產業取代失去競爭力的產業，發展落後的國家接替先進國家，而其最重要的意義是政府和企業都要持續地追求創新升級，要有新產品、新產業持續加入發展行列，以替代移出或衰退的產業或產品，才能維持經濟及企業的成長，也才能使薪資水準穩定上升，而這就是彭博社指出台灣現象之背後的理論依據。

赤松要與維諾的理論看到了產業的興衰更迭，解釋了產業的移出與移入，可是該社論的作者卻一直守著「要素價格均等化」理論，只看到產業的移出，未看到產業需要創造的一面，如此抱「殘」守「缺」，不就是犯了第三戒！

( 時事評論｜財經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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