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求冤死孫悟空（張娟芬

[司法革命會]

刑求冤死孫悟空（張娟芬）
2011年 08月12日 話說警方偵破一起強迫從娼的案件，流氓毆打小姐強迫接客，過程陰錯陽差的錄了音。錄音帶裡可以聽到小姐哀號不斷，事證明確。然後判決出來了，法官認為，有錄到的那幾次，小姐真的是被迫為娼；但除了那幾次以外，就屬「自願從娼」了，因為無法證明流氓天天毆打小姐啊。


荒謬嗎？甫定讞的邱和順案，就是這樣做成的死刑判決。邱和順一干人等都「自白」犯案，但是法庭上當場播放警詢錄音帶，他們哀叫連連，終至承認。法庭無法否認刑求的事實，就以「鋸箭法」處理：有哀號的那幾份自白不採用，其他的則仍然做為證據。
這法律術語叫做「刑求的繼續效力」。道理很簡單：孫悟空被如來佛毒打一頓，自忖不敵，只能屈服。然後唐三藏出現了，溫文儒雅，也不打人。但是如來佛還在。於是孫悟空「好漢不吃眼前虧」：要他自白他就自白，要他自黑他就自黑。
所有的冤案都以刑求為起點，而所有的刑求，都依賴「繼續效力」以遂其目的。如來佛打孫悟空的目的，就是要他在唐三藏面前聽話承認。如來佛不必天天打孫悟空，只要打到讓孫悟空理解，自己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，就行了。唐三藏也不必出手打孫悟空，黑臉白臉、各司其職，即使孫悟空再怎麼猴脾氣，也只得看著如來佛的面子辦事。
最高法院將邱和順死刑定讞，依賴的是那些「沒聽到有哀號」的自白。這種等級的有罪推定，實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；依這種判決水準，一百個江國慶也不夠死。當年國防部反情報隊柯仲慶上校的團隊，裝神弄鬼刑求江國慶，於是當司令陳肇敏出現時，江國慶就下跪了。陳肇敏沒打人，但這就是「刑求的繼續效力」。邱和順案裡，一干被告在陸正家屬面前下跪，也是一樣的戲碼。


法律精神已被放逐
鄭性澤案是「刑求的繼續效力」的另一悲哀見證。鄭性澤在警詢中承認犯案，然後在警察環伺的情形下，於檢訊筆錄裡承認犯案。最高法院使出和邱和順案一樣的「鋸箭法」，排除警詢筆錄，但是認為檢訊筆錄出於鄭性澤的自由意志；並同樣在缺乏物證、被告喊冤的狀況下，判處死刑定讞。殊不知檢察官固然不會打人，有如唐三藏；但被告既無金箍棒、也無筋斗雲，身陷如來佛的巨掌之中，插翅也難飛啊！
最高法院法官位高權重，蕭仰歸法官為子關說，卻獲得同僚的袒護輕罰，便知內中官官相護的文化。但法官並非不受審判。法官是受歷史審判的。
電影《紐倫堡大審》，就是德國的納粹、貪污法官，在二次大戰之後被送上被告席，接受審判的故事。電影裡有一句對白：「惟有法官真切明白，法庭遠非只是一棟建築而已。法庭是一個過程，一種精神；法庭是法律安居之所。」最高法院明白嗎？這等有罪推定的的判決，已令法庭徒留鋼筋水泥的空殼子。至於法律的真精神，早已被放逐，流浪輾轉於溝壑了！


作者為作家，著有《殺戮的艱難》

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蘋論：小心江國慶案翻版
2011年 08月12日 23年前，涉嫌勒贖殘殺小四學童陸正的兇嫌邱和順，次年（1989）被新竹地院宣判兩個死刑（另外一個死刑是女保險員柯洪玉蘭遭強盜分屍案），經過11次更審，今年7月28日最高法院駁回上訴，維持高院的更11審認定，判決主嫌邱和順死刑定讞。


陸正的父親等待正義23年，從黑髮等到白髮，其間悲痛不問可知。有網友說，經法官詳細審理23年，法官求其生而不可得，只能判其死刑，被告權益已受到充分保障，法律終於可伸張正義與公理了。若能伸張正義公理當然最好，但若殺錯人就是反正義和反公理了。問題是，為什麼法院會拖這麼久？一定是法理上有待商榷。
最危險的是證據不足，但國人皆曰可殺，輿論壓力、社會壓力、受害人家屬壓力，法官無法擺脫上述壓力，只好妥協。江國慶不就是這樣被槍斃的嗎？當社會氣氛形成對被告的不利環境，法官心證隨之成形，就很難挽回。敢於違逆社會共識的法官畢竟不多，這是冤案的來源之一。


疑點多應澄清說明
被告律師對本案提出許多疑點需法官澄清：1，法官判決完全以被告自白為依據，無實質證據，違反無罪推論和證據裁判原則。現代司法早已不把自白當證據看待了。2，被告曾遭警方以毆打、灌辣椒水等方式刑求。此事曾經監察院提出糾正、辦案警員也遭法院判決有罪。3，288頁的偵查筆錄內容矛盾，錯誤百出，無法指出一個合理、完整、客觀的作案結構。4，有些證據資料顯示兇案是被告之外的人所為。5，本案起訴後，包括放置被害人柯洪玉蘭的鞋子及殺豬刀、男性內褲、歹徒勒贖錄音帶等重要證物的黑色塑膠袋竟不知所終。6，贖款條上的指紋何其重要，經與被告比對，完全不合；但11次審判都表示「雖找不出屬何人所有指紋，亦難憑此即認定被告等人未犯案。」這是什麼邏輯？
這些缺失似乎彰顯出另一個江國慶案正在醞釀。美國前職業美式足球明星、電影明星湯普森殺妻案，因檢警粗心破壞證物，法官判他無罪釋放。當時法官說：大家都知道你是兇手，但證據力遭破壞只能判你無罪。成熟的法治應該如此。既然疑點那麼多，法官應該澄清說明，以免出現江國慶第二而殺錯人，那樣將重創司法形象與權威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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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白眉鷹王]

荒唐的再審制度（張娟芬）蘋果日報
2012年04月04日 更多專欄文章
最高法院日前做出一項裁定，要求高院重新考慮鄭性澤案的再審聲請，讓鄭性澤案露出一線曙光。最高法院的裁定，凸顯出台灣的再審制度，已經嚴格到了荒唐的地步。
再審制度的初衷，是為了避免冤抑而設置的救濟途徑。台灣法制繼受自日本，大體沿襲德國法制，然而與德、日相較，獨獨台灣為再審設下不可思議的高門檻，彷彿這個制度是用來防止再審用的。德國《明鏡》周刊報導，德國一年再審的案件約兩千件。台灣呢？竟然只有五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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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單的說，發現新證據，是提起再審的理由。台灣法制裡再審的高門檻，關鍵在於最高法院於民國三十五年做成的判例（特抗字第21號），要求此「新證據」必須是「當時已經存在」，「審判時未經注意」。這號判例距今已經六十六年了，但仍然是堵塞再審管道的一塊大石頭，因為它定了兩個相互矛盾的條件：既要求「新」證據，又要求「當時已經存在」。可是，「新」的意思不就是「以前不存在」嗎？
以鄭性澤案為例，辯護律師團聲請再審，理由是卷內有一張相片可以說明，槍手所在位置地面沒有血跡，原判決認定鄭性澤中槍後走過去開槍，與事證不符，而確定判決從未提到這一點。法院駁回再審，理由是：這張照片已經在卷，所以它就不是「新證據」。
同樣死刑定讞的邱和順案，也提起再審，因為楊日松法醫的證詞與被告的自白不符，而法院沒有審酌這一點。案子也駁回了，理由是：既然證據已經在卷，那就表示法官一定有審酌！
法院的邏輯是：一個證據，如果「當時已經存在」，就推定為「審判時已經注
意」，不算新證據。如果案件定讞以後做出了新的鑑定報告呢？法院實務見解是：
該報告於審判當時並不存在，所以也不算新證據！
德國刑事律師席拉赫的《罪咎》一書，在台灣很受讀者歡迎。其中一個故事是這樣的。一個男人被控對一個小女孩性騷擾。男人入獄經年，妻子與他離婚，出獄以後，他在街頭散發傳單為生。有一天，一位少女經過他身旁，他認出這就是當年那個小女孩，激動得想私刑報復，但下不了手。他來到席拉赫律師的事務所，請求律師協助。

需檢討不合宜陋規
席拉赫出面替他詢問那位少女，一周後，她寄來她當年的日記，小女孩的字跡寫著稚氣的心思。她好喜歡學校的女老師。每天放學，女老師的先生會來接她回家，小女孩覺得老師被「搶走」了。小女孩想拆散他們，而性騷擾指控是一個現成的辦法。
男子得到再審的機會，少女也出庭作證，向這位男子道歉。他洗刷了冤屈，開了一間小店，律師得空便過去坐坐。不過，從前的事情，他們絕口不提。
這是德國的真人真事。如果這事情發生在台灣，少女並未保留當年的日記，但願意出庭說出真相，結果會如何？答案是他將得不到再審的救濟。原因很簡單：證人的新證詞，審判當時並不存在，不能成為再審理由。這種再審制度到底是什麼心態？高涌誠律師說得一針見血：「他們認為，只要證據當時不存在，判決就沒有錯！」
這幾年，司法制度承受了鋪天蓋地的懷疑，庶民對於法治的信仰，幾乎蕩然無存。要重新凝聚大眾對法律的感情，惟有痛切檢討荒謬而不合時宜的陋規。實務見解對新證據的認定有諸多無謂的刁難，妨害發現真實，也有違公平正義，正是必須移除的大石頭！

作者為作家，著有《殺戮的艱難》